【摘要】 中國地方志書的表述乃以中華母語為基礎。舉凡舊志皆以文言，社會主義新方志所使用的語言主要為現代白話。說“主要”，意即其語言使用非唯白話，察當代萬余部面世的新方志，多有文言糅滲其里，與白話并用。雖然全國一、二輪修志棄用“文白混雜”，這種觀點亦為廣大修志者所秉持恪守，但當代志書里大量“文白”并用乃客觀事實。
之所以究其“文白混雜”，蓋我們對母語的淵源及其歷史發展未去作理性研究，以及對新方志的語言現象未進行查察所致。本文由“文白”之異同、新方志的文言現象以及文言與當今白話的走向闡析，旨在陳說母語之于“白話”的傳承性。
【關鍵詞】 志書語言；傳承母語；文白關聯；論說
一、文言及其“文白”異同考
地方志書的性質所決定離不開大量歷史史料，自然也離不開漢語的語詞表述，但在當代方志行文中能否使用文言上思維一直呈“窄化”狀。對于“文白”，其屬性界定的清晰與否決定著新方志語言的自如運用。
（一）文言的前世今生
辭海釋義：中華母語指本國語言。亦即漢語、漢族的語言，又稱華言、華語、唐話，是中國通用的官方語言，屬漢藏語系。最早的漢語文字約在公元前14世紀的殷商后期出現，此時形成了初步的定型文字即甲骨文。若從甲骨文算起中國有文字史至少3600年，從人文之初便被創造出來并加以使用。自秦一統文字后雖然中國各地口語表達不盡相同，但在交流中有了各民族統一認知的法定文字，以致中華后來才成為承前啟后而能夠治理、統一的一個整體國家。
商周以降，廣義漢語的外延一直包括口語和書面語兩個部分。在當代，古書面語被稱之曰文言文，今書面語被稱為白話文，以現代漢語為規范。
文言文乃民國及古代時期書面語言的唯一形式，承擔了中華幾千年的文化記錄與傳承的任務。文言地位的式微肇始20世紀初以陳獨秀為代表的“白話文運動”，成為了近、現代古漢語頹衰的“陪標”品。
文言在中國通用了幾千年，沒聽聞不能準確表達天下、國家、社會、家庭、私人的聯系、溝通的道理和事物。究其實文言幾千年的穩定性對中國語言的發展起有一定乾坤的作用，使漢語在以后行進過程中不至走離太偏，從而保證了后人賡續承傳中國的優秀文化。這一點之于當代更為重要。
和中國文明同時期的世界其他幾大文明的消亡皆與此有關。語言的不穩定、變化太快，使得文化成果不能得以有效傳承，歷時久之，這些國家的文化就自然的衰微進而走向消亡。中國正因了文言，中華文化得以傳承5000年，歷經多少風雨滄桑迄今依然屹立世界民族之林，而同時期全球的另三大文明古國只撇下一堆遺址。中華幾千年之所以不分裂，一統的漢語功不可沒。其中，能凝聚全球華人包括“港、澳、臺”有著不同方言的人具有著相同文化認同的主因，當歸功文言。
在全球，當下中華母語被世界占1/4的人口使用著，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隨著中國國家實力的增強、國際地位不斷上升，漢語受到熱捧，許多國家均成立有孔子學院，其中中文是非常熱門的一項專業，而中國的古文、古詩詞等傳世經典也深受老外的青睞。中國文化的剛柔并濟、博大精深，深得全世界人民的認可，愈來愈多的人學習中文、研究中文繼而探索中國的國學和傳統文化，這也更佐證文言其實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標識之一。
穩定的文言解決了不同地域、不同時空人們的交流問題，對中華母語的啟蒙、發展、佐輔、匡正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華母語發展至今，看似文言已經走向了“末路”，而事實上它已融入了現代白話之中，正是“不廢江河萬古流”。如果今天不對當代語言上的謬誤認知予以辨識，100年后再回頭來看，“五四”運動前后定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大斷層。
但是，在新方志語言的運用上至今我們還在迷惘，今天我們修志的觀點深受使用文言是否為歷史倒退的滯礙?？v觀幾千年大浪淘沙的歷史，其中能保留下的文言終究是國粹、是精華，精華的東西我們就應該批判的接受并加以弘揚。以歷史傳承的角度察之，并非古老的東西都是落后、落伍的，就已經應用了3000多年的文言而言，它正是中華母語屹立幾千年的中堅和最具支撐力的“脊梁”。
（二）文言與白話之異同
文言與白話的界定，徐時儀在《漢語白話史》中論：“‘文’謂‘文飾’，‘文言’本為‘華美之言’義” ①。王力則對“文言”進行了具體的論說：“‘文言’用于指以先秦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上古漢語書面語言以及后來歷代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語言” ②。
“白話”名稱的出現較晚，“白話”中的“白”乃由戲劇中“說白”的“白”發展而來，后用于指唐宋以后以北方話為基礎而形成的書面語言。白話包括古白話和現代白話。呂叔湘根據文言和白話兩種不同文體，以晚唐五代為界，將漢語界分之前為古代漢語（文言）和之后為近代漢語（白話）兩個階段。后又有學者將漢語史分為3個階段，具體時間界限為：晚唐五代以前的古代漢語（文言）；晚唐五代至“五四”（也有學者認為下限為清初）的近代漢語（古白話）；“五四”至今的現代漢語（現代白話）。
① 徐時儀，《漢語白話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② 王力，《古代漢語》，中華書局，1999年5月版
由是析之，文言與白話二者間既有區別又相關聯，是同為中華母語在演變發展過程中的兩種不同表現形態，彼此也存在著相互吸納和滲透。徐時儀認為無論是文言占統治地位時還是白話取代文言后，二者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無法截然分開①。這種說法非常恰當和形象：一方面表明了文言與白話的關系微妙，無法一刀切開；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文言與白話能夠和諧發展、互為依附。從而得出，文言與白話這兩種表現形式只要運用得當，就具互補性。
為弄清古今書面語和口語的問題，我們需先界定古白話的概念。
在漢語史上，上古漢語和近代漢語之間尚間隔著一個階段“中古漢語”，指的是從東漢、魏晉南北朝到隋朝、唐中晚期。在中古漢語階段書面語和口語已經有了距離，書面語是模仿先秦和西漢的文章，而口語卻一直在發展。既然中古漢語階段書面語被稱為“文言”，那么，那個階段以后的口語在當時也就被人稱之為“白話”。這種“古白話”由于比較接近當時的口語，其語言與當時仿古的書面語不同，因之就統稱其為“白話”。
從漢語史的研究角度，中古漢語確實是一個獨立的階段，它上承上古漢語下接近代漢語，和二者都有聯系，但又都有區別。
至于文言和白話之關系，一方面，語言發展既有階段性亦有其繼承性，上古漢語的詞匯語法有不少至今還保留在現代漢語中。另一方面，大量歷史文獻告訴我們，典型的文言作品和典型的白話作品都有，但文白夾雜者也居一定數量。譬如唐代張鷟的《朝野僉載》就是文白夾雜，敘述是文，對話為白。同時文言和白話的書面語和口語也并非壁壘森嚴、截然而分，而是會互相影響和滲透。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肇始，應當說文言與白話既是一對冤家對頭又互為浸滲。因為兩者曾為了書面表達權而相互“爭斗”不休，但論爭的結論是，幾千年來文言“在朝”、白話“在野”，二者并行不悖。而且在大量古代文乃至當代文中，我們經?？梢园l現白話與文言的“親密接觸”，甚至是磨合的趨勢。
二、當代志書的文言現象
新編方志一方面力避“文白混雜”，而另一方面又追求語言凝練、“文約而事豐”“夫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日省句，二日省字”（劉知幾《史通·敘事》），即要求文字簡約卻又強調內容豐富。是乃矛盾中之求同。
盡管新方志行文摒棄“文白混雜”，但當代志書語句中在大量使用文言卻是不爭事實。譬如由古而延及至今的字詞：毗、鄰、陰、陽、五、岳、犬、康、莊、鴻，雁、還、回、
① 徐時儀，《漢語白話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再、歸、元、但、同、聞、無、乃、翁、九州、即、頗、道、首、要、此、彼、頗等等，其實遠不止于此，茲不贅述。這些使用至今的古詞語就是上述晚唐五代至“五四”的近代漢語（古白話），與“五四”至今的現代漢語（現代白話）均有著膠黏一體的關系。以新中國以來漢語言使用的實踐看，今天我們所定義的“現代白話文”的概念并不很準確，它其實包含了許多的古白話，大量的古白話詞語因而就被認定是“文言”，由此也就派生出“文白混雜”說。
為明了這個問題，于此應澄清文言并非就等于“古代語言”的概念?！肮糯Z言”里的“語言”是個大概念，其中的“語”是個小概念，即古代口語；其中的“言”亦是小概念，即古代書面語。狹義的文言專指古代一種書面語言，與之對應的是“古白話”，基本上是以后的口語和通俗文學。這兩者可以類比西方“正式用語”（Formal Language）和“非正式用語”（Informal Language）的區別。這樣我們就更為清楚一點：古代也有白話，現代也有文言。
當今我們常用的《漢語大辭典》收錄古文字2835個、古文詞語近1000組；另一為《現代漢語詞典》，是新中國語文生活中用途最廣泛的權威工具書，被公認為“最有學術價值和使用意義”的詞典。據統計古詞語在《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中有9816條，幾占所收詞條的五分之一①，足見它與方言詞、新詞語在國文生活中占有同樣重要的地位。從語言實踐上說，新中國以后我們文字交流的文言常用字有1400多個，由歷年中、高考文言文考試出現的篇目進行驗證，得到150個中學文言文字必考。其中僅初中教學列出的常用文言虛詞為25個：（一）之、（二）其、（三）以、（四）于、（五）而、（六）則、（七）者、（八）也、（九）焉、（十）因、（十一）且、（十二）乃、（十三）矣、（十四）乎、（十五）所、（十六）哉、（十七）夫、（十八）遂、（十九）豈、（二十）然（二十一）故、（二十二）茍、（二十三）會、（二十四）或、（二十五）諸。
于此不妨假想，倘若在當今文字交流中去掉了數千個被稱之為“文白混雜”中所謂“文”的古白話字詞，則會如何？無疑將會使我們的語言使用陷入非常尷尬的境地，文將不文，志將不志。
因而，由大量的史志著述、應用公文、教科書籍、科普論著等的書面語言使用上足以查實，我們今天的現代漢語書面語中其實有著很多文言成分。北京語言大學漢語學院副院長孫德金對此曾作論述：現代漢語書面語是在近代白話的基礎上，融合了文言、方言及其他語
① 中科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商務印書館，2016年9月
言（主要是以英語為主的西方語言）的成分，經過百年多發展而成的。在其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文言語法成分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現代漢語書面語正式、典雅語體風格的主要決定因素。這些文言成分并非外加的，不是因為仿古、轉文而使用的，而是現代漢語的書面表達（尤其是比較典雅、莊重的書面表達）所必需。
譬如現代書面語中，雙音復合詞中保留著大量的文言詞類活用現象，“敗家”“健身”“亡國”“干杯”“圓夢”都是使動用法；“夾攻”“奔襲”“吻別”“淋浴”“代購”都是文言的動詞作狀語用法；“蠶食”“庭審”“春運”“拳擊”“心算”“病退”都是文言的名詞作狀語用法；“馬匹”“車輛”“人口”“花朵”“紙張”都是文言的“名+量”用法①。
又如“于”“且”“以”“則”等為很常用的文言虛詞，今天在一般情況下會用現代漢語的虛詞代替，“于”換成“在/至”，“且”換成“而且”，“以”換成“用”，“則”換成“規則”。但是在某種語境下仍然要保留這些文言虛詞的原意，如“高于一切”“茍且偷生”“以少勝多”“心煩則亂”。而且，即使在口語中有的還不可替代，如“十分之三”，“之”不能換成“的”；“以國家利益為重”，“以”不能換成“拿”。
語法格式是這樣，詞匯更是如此。很多文言詞在現代漢語中雖不單用，但作為語素還很活躍，如“奧”可以構成“奧秘”“奧妙”“奧義”“深奧”等。有的詞在歷史上早已被替換，如“舟”已被“船”替換，但在現代漢語中，有時還必須使用舊詞，如“扁舟”“諾亞方舟”“神舟七號”②。而在成語中保留文言詞語則更多，如“亙古未有”“集思廣益”“堅貞不屈”“名落孫山”“破釜沉舟”“名列前茅”等等。這些都是史志著述行文中常用文言詞語，當代白話常無法替代。
2018年筆者主編的國家歷史文化名村《鵬城村志》在復審時，就文中表述的“中國大陸1.8萬公里海疆，因戍邊筑堡海防而演就成村者，厥惟明洪武所建惠州市平海古城及同期所建深圳鵬城村”，以及志稿中的其他一些文言詞語，如“為生存計”“蓋因海防，乃筑城堡”“倭寇乃退”“析東莞縣置新安縣”等，被評審者評定為“文白混雜”。察古今國文，文言運用于方志久矣。作為新編地方志書從來不應陳陳相因、泥古不化，“你我一個樣、彼此差不離”，既無自己的特色，亦無自己的語言風格，修纂出來的志書千頭一面。讀許多方志就如清水面條，無鹽無油無佐料，食之乏味，僅可充饑。有鑒于此，為突出特色、分見你我，方志學界近些年來一直倡導創新，包括在語言的文采上亦應文筆各顯。當今以現代白話文為主體的典籍譬如新方志，即便有一些文言的成分，我們從不應認為它的出現是突然，也不應認為是一件多么反常的事情，而應認定它是中華母語的傳承和延續，
① 史維國，《現代漢語中的古代元素》一一文言與白話的有機融合，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6月
② 蔣紹愚，《也談文言和白話》《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
依然是國文。事實上許多文言成分積淀在今天的日常語言中，已經成為現代漢語的有機組成。
新中國兩輪大規模修志近40年，“文白混雜”說令人困惑已久。竊以為新方志行文摒棄“文白混雜”的主要目的，怕是生恐一般民眾難讀難懂，這倒是有些杞人憂天。如果說文言文“在朝”，是文人士大夫之間的語言交流，那么“在野”的黎民能否且應該接受一些文言表達？以當今的文化現象來看，我們切莫低估了廣大百姓的閱讀和鑒賞能力。新中國開始尤其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教育事業的振興推進，國民整體文化素質已大大提高，閱讀帶有一些文言的當代文章已不是什么困難，況乎地方志？即便在舊昔，一般老百姓觀賞古裝戲曲，盡管唱詞與念白多古語，但卻津津樂道、樂此不疲，并不曾有“聽天書”的感覺。
當今國之元首習近平、李克強不僅十分關注地方志，還深黯中國傳統文化，無論公開言說、小場即興，常引經據典、旁征博引、出口成章，顯示出深厚的國學功底。中華書局2002年版《平遙古城志》，原中國地方志協會學術委員、南開大學教授、地方志文獻研究室主任來新夏（已故）為之作序，開篇言道：“全國地上文物山西約居十之七，而首登世界文化遺產寶冊者，厥惟平遙。平遙之所以獲此殊榮者，以其為古城也”。短短數語，文言意味十足，并不妨礙我們讀懂其意。又如趙本山東北方言的小品，卻能引來全國的一片笑聲，說明人人皆懂。
不惟文言所蘊含的歷史、文采、哲理、境界當為我輩深入研習，古人對于文字考究的認真執著亦堪為我們作文的楷模。唐代詩人盧延讓《苦吟詩》說：“吟安一個字，捻斷數莖須”；裴說《洛中作》說：“莫怪苦吟遲，詩成鬢亦絲”。賈島《題詩后》說：“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詩人為讓自己的詩文生動傳神、言簡意賅，常會對詩文中某些詞語和語句反復斟酌，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王安石“春風又綠江南岸”，歐陽修“環滁皆山也”，一“綠”字，一“環”字，一字點睛，精妙絕倫。
三、文言與白話的走向
漢語“文白”的轉變是在文言和白話此消彼長過程中形成的。秦漢以后文獻中的口語成分演變成了古白話，其由附庸于文言的地位到最終取得獨立“割據”地位的發展過程，反映出隨著時代的發展，最終也是漢語書面語有意識選擇白話的必然結果。但文白之轉，并不就等于文言完全退出漢語的歷史舞臺。
語言是人的語言，語言發展演變自然不能脫離人、不能脫離社會。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不斷發展、新事物不斷出現時，語言必適應社會發展，適應交流的需要。為更好地表達思想，表述方式也必須有所改進。由于社會的變革、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人們主體意識逐漸增強，因此也越來越渴望表達自我，這些都是文言到白話轉變的成因。而轉變不等于同化，徐時儀曾論述：“文白演變是同一語言內口語形式和書面語形式的語體轉型，既是一種語言現象，也是一種文化現象，既是表達功能的需要，也是雅俗相融的價值取向”①。普讀大量新編地方志書不難發現，現代白話文的表述既有“陽春白雪”式的文言成分，也包含“下里巴人”式的當代口語白話成分，有本土，亦有外來，這當是不同文化交融使然。
“文白”轉變既是語言自身發展的規律，也是社會發展變化帶來的必然?！拔陌住鞭D變涉及語言、人、客觀世界三者間的復雜關系，同時也反映出不同階層、不同文化的人們使用同一種語言的發展趨勢，即精英文化與平民文化以及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彼此交融的價值取向。譬如新編地方志，既是為了服務于官方的決策，實現“資治”之目的，曰“在朝”；同時也是滿足社會民眾閱讀需要，從而達到“教化”之功效，曰“在野”。
而時至今日，這種大量“文白”并存的事實下仍有不少人這樣輕率的判識：文言為古代所用，白話為現代所用。這實乃認識上的誤區，實非歷史唯物主義史觀。
白話與文言同源中華母語，同根同族，只不過表現形態有所不同。從同根同源、一脈承襲的角度，我們反對將文言與白話極端地分裂為兩重天一一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人為的將國家的母語分判為此與彼，這是罔顧歷史，是對歷史的大不恭。筆者曾將這種文言退位白話興起的現象表述為：“文言式微白話起，春蘭秋菊不同時”，如果說現代漢語是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那么文言就是其根其本，根之不存，枝將不附；如果說現代漢語已是大江碩湖，那么文言恰似其源其流，泉枯流涸，江湖難盈；如果說現代漢語已經歷一個世紀的風雨，長成為健壯的小伙、婀娜的姑娘，那么文言正是其父其母，未有娘親的乳汁哺育和老爹的諄諄教誨，焉有今朝？
即便“文言”的退位，在當代的書面交流中，部分文言滲入白話其里仍使得語言變得更為典雅、莊重，故當今白話文就有了文雅和平俗之分，且雅俗并存?，F、當代著名的白話文作家如胡適、魯迅、郭沫若、周作人、林語堂、郁達夫等，其文無不顯透出深厚的文言功底?？v使到新文化運動之后已經是白話的天下，寫小說都是用白話，不再用文言，但一些古文根底深厚的作家所寫小說里也會有不少“文”的成分。以茅盾的小說和趙樹理的小說比之可以明顯看出，前者“文”的成分要高于后者。
錢玄同在《錢玄同文集》中提到：如果把“國語”僅僅限于普通會話，僅僅以一般民眾的知識為標準，只會“國語更為貧弱”，而“理想的國語”要“活潑、自由、豐富”，為此就要把“古語、方言、外國語等”加以融合②。
惜乎，面對萬卷古書、浩瀚遺產，當前真正能接受、研讀中華母語并于中汲取營養的人并不為多，將來也未必見多?？墒悄軌驍嘌?，白話絕不可能發展到脫離母語而獨立、唯一存
① 徐時儀，《漢語白話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② 錢玄同，《錢玄同文集》（第五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在的地步。蓋白話的發展也正是因了文言的匡扶、借鑒，以及不斷從文言中汲取營養的過程，本質上并未變種，依然是母語的延續和發展?！拔逅摹币院笏^的文言退位，無非是調換了角色，即由主角變成了配角而已，文言的精髓部分仍在白話中繼續發揮著獨有的作用。
認定了文言乃中華母語之精髓，欲了解和承傳中國傳統文化就不能不懂文言。尤其從事地方史志、文化、教育、社會、科研工作者都肩負著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任，當既加強文言研讀且善加運用。掌握一些文言知識不僅僅滿足使現代白話文厚潤，倘如在作品中鬧出一些有悖傳統文化常識性的語錯就更不該。央視2020年2月開始每日上午熱播的電視劇《破局》，本為反映民國時期的事情，卻出現由左至右的橫匾“濟民藥房”。2019年6月，筆者在《貴州自然資源年鑒》啟動培訓會作授課期間，抽暇到當地一公園游覽，發現該園內一塊牌子上書：“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無幼，以及，人之幼”字樣。央視有些主持人常將安徽兩座歷史文化名城亳州、六安念作“hao（毫）州”、“liu（六）安”。
當前短短幾十年，網絡時代的交流跨越了空間的限制，各種表達方式的空前發展令語言變得異?；钴S，許多新詞匯、新概念層出不窮給現實生活中的交流帶來了很大亂象，一些從不上網的人或一個時期不上網的人就會對一些新的語言摸不著頭腦。譬如：埋單、酷、帥呆、吐槽、碰瓷，蟑螂不叫蟑螂，叫一一小強；東西不叫東西，叫一一東東等等。如果這種趨時生造的語言被寫進國文，不加注釋的流傳后世，將來后人還是否能夠理解所要表達的含義？這樣的違規則語言無疑將會給母語的傳承帶來極大的麻煩。據說在英國，現在的孩子已經讀不懂莎士比亞的著作。而我們目前的情況更為糟糕，60歲以上的老年人已不太能理解年輕人的話語。
2017年2月20日，作者毛莉在中國社會科學報發文說：“語言文字使用不規范。廣告商隨意玩弄文字游戲，粗俗怪誕之語充斥網絡，網絡語言在書面語中濫用，各種媒體中文本的莊重性、嚴謹性不足……”①。尤令人擔憂的是，當今一味追求顛覆、擯棄規范的做法使漢語使用已呈違規泛濫狀態，無怪乎有學者驚呼，當下漢語陷入了“草率化、朦朧化、粗鄙化、游戲化”四大危機。
“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至今已一個世紀。在這一個世紀中白話文有了長足的發展，產生了一些白話佳作，但白話文的發展是否可以就此止步？當然不可。在肯定白話文發展成果的同時，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其很大的不足。實事求是斷論，當今社會浩瀚似海的國文里，平庸作品遠多于佳作良作，新編地方志書亦無例外?！把灾疅o文，行而不遠”，先師孔子的圣言于今仍不失為至理，完全照當前口語寫文，會使我們的書面語愈來愈貧弱蒼白。一
① 毛莉，《維護漢語的通用語主體地位》，中國社會科學網一一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02月20日
言以蔽之，現代白話的書面語應該基于口語而又應高于口語，在“高于”這一點上，確實尚需全社會從事文字者的戮力奮勉。
臺灣著名詩人余光中先生有一名言：“中文乃一切中國人心靈之所托，只要中文長在，必然漢魂不朽”①。中華母語是我們的生活之根，是我們的文化之根。漢語作為我們的母語是我們生命和精神的依托根本，沒有漢語的這一價值，我們將失去一切。雖然在漢語的傳承與發展中，而今古老的文言被置身于傳統與現代的漩渦，在守望著時代的起落沉浮，但它所承載的不僅僅是一個民族的榮辱興衰，更是一個文明古國永遠不可忘卻的歷史。如果我們失卻了作為一個大國的傳統文化母語之精髓，我們真的就成了數典忘祖的“新文盲”。
① 余光中，《我的國文啟蒙》，《語文世界《初中版》，2018年第1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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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載《深圳史志》2020年第四期
